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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五条人和九连真人,更多广东青年有杂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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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蔡雨濛液态青年

作者|蔡雨濛

除了五条人、九连真人,新一代的广东乐队是否还有别的故事可供书写?

“广州本地乐队要获得尊重有多难?”

搜狐音乐在一篇描写广州本地乐队窘境的文章中,用这句话作为标题。这篇文章写了两件事,一件是“广州本地乐队事件”,年10月30日,在广州的某场音乐节里,听说主办方邀请了大量“本地乐队”和“校园乐队”时,很多本来要参演的外地乐队都表示要罢演。

另一件事发生在广州爵士音乐节的压轴音乐会“巅峰之夜——摇滚教父,崔健!崔健!”上,主办方请来了来自南澳岛、扎根广州的本土乐队“玩具船长”作为暖场嘉宾。在这个乐队唱完两首歌之后,台下传来了洪亮的喊声:“我们要听崔健!下台!退票!”虽然玩具船长最后还是完成了演出,但很难想象,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年底。

堆填区乐队LANDFILLS

五年后的今天,以崔健、魔岩三杰为代表的中国摇滚乐的固有形象已经逐渐淡去,广东乐队九连真人和五条人在音乐综艺《乐队的夏天》表现优异,一度成为音乐节的抢手嘉宾。他们成长的广东小城河源和海丰,被反复书写、报道,背负着人们对于客家、潮汕和南方的想象。

新一代的广东乐队是否还有别的故事可供书写?我们采访了蛙池、堆填区、Hoo!三支在年之后在广东成立的独立乐队,聊了聊广东乐队的地域、代际差异,以及年轻音乐人的迷茫、挣扎与抵抗。

01

局外人

谈起自己一开始在广州组乐队的感觉,年出生的堆填区乐队主唱黄泽荣的回答是“格格不入”。

重型乐队居多的“核都”广州,堆填区很难找到喜欢类似音乐风格的同龄人,堆填区的吉他手廖思帆记得,他最初开始接触乐队的时候,大部分乐手都是玩重型的。一次排练之后喝酒聊天,听说他想玩朋克时,大家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,笑着说挺好的。直到近几年,广州乐队的风格品类才多了起来,但那样孤立的感觉还是存在。“他们一群人玩在一起,都是那样。另一群人玩在一起,也都另一个样。我们好像哪边都无法融入,只有我们自己”,黄泽荣说。

不只是堆填区,东莞的蛙池、同样在广州的Hoo!……随便找一个年轻的广东乐队问“你们有什么圈子吗”,几乎都会收到一样的回答,“我们各玩各的。”

这个现象几乎跟过去的北京完全相反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崔健和魔岩三杰开始,北京大概每几年就会出现一个有明确风格和精神气质的乐队团体:年初以清醒、新裤子等乐队为代表的“北京新声”;年前后,以CarsickCars、刺猬等乐队为代表的“NOBEIJING”、“兵马司”系列……一群人玩在一起,为这个群体命名,大家一起演出、宣传,一代影响一代,甚至做出传承的意味,在北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这些乐队后来也成为了“乐夏主力军”,覆盖了大部分普通观众对于“摇滚乐队”的印象。

但在广东乐队身上,我们几乎不能使用这样的编年体叙事。除了一些典型的金属、核,或者五条人、九连真人这样用方言唱歌的乐队,我们很难对其他乐队的风格进行归纳,而乐队们也不会因为彼此风格相近就玩在一起。

蛙池乐队在风格上曾经被认为是广东的“草东没有派对”,但仔细对比两个乐队的音乐,除了在配器和表达的情绪上有一些相像,几乎不能被归类在一起。堆填区从吉他音色、鼓点等元素上来说很像是朋克,但在歌词上,他们很少会有直抒胸臆的表达,也没有特定的“反抗”对象。黄泽荣也自嘲,乐队没有那么愤怒、直白,跟其他朋克乐队比起来,有一些“娘炮”。

在音乐平台上填写资料时,大部分乐队都会选择“另类\独立”——一个语焉不详,但能保证自己不被限制的风格。

Hoo!乐队

在文本内容上,往前追溯三十年,也很少有广东乐队背有反抗、叛逆这样文以载道的负担。就像黄泽荣说的,“我们没有老一辈乐队他们那么激昂,有时候身份像是一个局外人”。在广州这个曾经的中国流行音乐发源地,摇滚乐几乎是隐蔽而地下的,没有太多可被追溯历史和进入公众视野的乐队。

不过,在九十年代的广州,的确有人做过将乐队们联合起来的尝试。Beyond主唱黄家驹逝世的年,唱片合辑《中国大摇滚》收录了黑豹、唐朝、超载等乐队的歌,却没有一支南方乐队的作品。一时间,关于“南方无摇滚”、“摇滚不过江”的说法开始出现。时任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唱片监制的张萌萌气不过,在珠三角找来了十几支乐队,录了合辑《南方大摇滚》作为回应。

这张唱片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讨论,日本的唱片公司甚至签下了它的全球发行权,但这张唱片却并没有作为“摇滚乐”流行起来。究其原因,是当时玩乐队、喜欢乐队的人,觉得这张唱片太过于流行和商业化。

类似的批评一直延续到年,黄家驹逝世20周年之际。《只有大众,没有文化》的作者王小峰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发表了一篇文章《Beyond:撒了一点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》。他借Beyond在香港和内地的流行,阐述了90年代至今流行文化的时代变迁,也提出对Beyond表达内容空洞的批评:

“Beyond是在个性和商业中间无奈做出的一个选择,否则他们连存在的机会可能都没有。恰恰这种用口水歌传达态度的做法,在市场中找到了他们最大的受众群。一些悲天悯人、大而无当甚至有些空洞的歌词配上恶俗的旋律,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,听起来立刻就变得有些超凡脱俗了。”

“想做摇滚明星,但同时要保持愤怒,不能太商业、太流行”,这样拧巴的价值体系一直在乐队中延续二十几年。

也正是因为这种价值体系的延续,我们能够在每一个阶段的北方摇滚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具备愤怒感、批判性的乐队,他们几乎代表了大部分中国摇滚乐的精神面貌。远离中国内地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广东乐队,并没有这样一脉相承的特色,去消弥代际差异、维系群体。在九连真人和五条人爆红之前,他们几乎是一个语焉不详、不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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