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治疗白癜风的费用要多少钱 https://jbk.39.net/yiyuanfengcai/tsyl_bjzkbdfyy/“北京市崇文区天坛南里地铁10楼号”，自从我学会了写信，就帮妈妈写信，信封上“寄”两个冒号后面就是这个地址，这是大姨家，早些年这片已经拆迁了。年非典那年，妈妈在北京住院，我还在大姨家住了一晚，算来已有十八年没去过那儿了，不写信了改用电话联系也有二十多年了，可是这个地址就像印在我的脑子里，张口就来。大姨到哪儿都合人，据说当年（那时可能还没我呢）从东北回北京时，街坊邻居都来送，那地儿的风俗兴送鸡蛋和蛋糕，光鸡蛋就盛了两大木箱子。在北京，大姨住的那个洞眼儿里，楼上楼下都称呼大姨“她杨姨”“杨姨”。大姨能剪会缝，谁家剪个衣服做个裤子的，都来找她，大姨用自己空闲时间踩着缝纫机，“嗒嗒嗒”，一晚上就做好了，搭线儿搭功夫，有时还搭上零头儿布。我家的缝纫机也是大姨给带来的，海燕牌的，那些年妈妈做鞋，我净帮着妈妈扎鞋帮、扎鞋垫儿了。五岁那年，在大姨家住了小一年，那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。街坊都称妈妈“二姨”，叫我“三儿”或是“三丫头”。我不用去上学，天天和楼上的小伙伴小五子在小区里玩，今儿替这家去门口的商店买瓶醋，明儿替那家打瓶酱油，剩下一分二分的就让我们买糖吃。商店的售货阿姨也和我们熟了，每次见我俩一去就问“又来了，这回买点儿什么呀？”有时和我俩开玩笑“这是第几趟了，糖吃多了，长虫子啊！”有时，我俩就到旁边的一个大广场上去看“大怪物”——盖高楼的大吊车，大吊车一动，吓得我俩扭头就往家跑，好几天不敢再去。妈妈偶尔冬闲了去趟北京，我因为上学有十多年没去过北京了。上班第二年我送妈妈去大姨家，看着这片我五岁时就能四处转悠的小区，我竟然转向了，分不清楼门口朝南还是朝北了。大姨家是竖排大小两间房，家俱、家电摆满了大点儿的房间，吃饭也在这屋，晚上，自行车都推进这屋。小屋有一张床、一张写字桌，小屋卧进去一块，空出来这块地就成了厨房，生着蜂窝煤炉子，厕所在楼道里，是公用的。在这三十来平的地儿，当年住了大姨大姨夫、三个表姐、老姨，妈妈为了抢弟弟带着我和二姐也住这儿。小时候，就盼着大姨来，大姨来了就有好吃的。大姨每次来必带几罐牛油，铁皮罐，比现在奶粉罐略大，里面盛着凝固了的牛油，白色泛着一点儿*。用牛油烙饼又软又起层。那时，农村都是自己买肥肉膘耗油吃，人们管这种油叫大油，剩下的油渣留着做馅用。大姨刚捎来牛油时，比较富裕，妈妈就给我们炸果子饼吃，果子饼放在家里和面的大盆里，都冒了尖儿，第一顿敞开了吃，一人可以吃两三个，吃到了嗓子眼儿，一顿就吃下去半盆，以后妈妈就管起来，给我们官着吃。大姨一年来几回，大概我们就能吃几回果子饼。那年月，坐月子随礼、看病人才送捆果子呢。以前农村多是秋后用高粱换点儿大米，多数时候不做稀饭，偶而抓把米扔锅里，为了省柴禾，水一开，就停火，米粒根本煮不熟，全靠灶堂里的底火?着，热水把米泡烂了，一点米香也没有，全是笼锅水的味道，更没有蒸米饭这道饭。大姨来了就给我们蒸一大盆粘米饭，白白的，冒着热气，撒上一层白糖，眼看着白糖就化了，渗到米饭里。大姨给我们一人盛一碗，吃去吧！米饭冒着热气，喷儿香稀甜。大姨有时还给我们捎点儿牛舌头、四方块的干牛肉、小饼干，每次捎来都嘱咐妈妈“你给他们分着吃，别老留着”。可是每次都是刚捎来时分一次给我们后，妈妈就放在我们家的“藏宝阁”——里屋门上面的“上晃子”里，再拿时得踩着炕沿儿，斜着身子，伸长了胳膊往里掏，我们几个站在地上仰着头，眼巴巴地等着。大姨还给我们带衣服来，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都厚棉袄、薄棉袄，拆了棉花就夹袄，而且都是空心儿套在身上。大姨给我带来过一件蓝色海*服样式的背带裙子，宽宽的方领，带着飘带，这件裙子把小伙伴们都羡慕死了。我们姐仨每人还有两件高脖领的尼龙线衣，白白的，在领口处自己用细毛线缝了几个小花瓣儿，每次一脱衣服“兹拉”一声，闪出一道光。老姨的工作和纺织有关，大姨她们捎回来成捆的秋衣布，有时给我们直接做好了秋衣、秋裤带来，到我结婚时，家里还有成卷儿的秋裤裤口边儿。印象最深的是大姨给爸爸带来的一件蓝色的卡的褂子，褂子是中山装的样式，上下四个口袋，上了明暗两道线。爸爸最爱穿这件衣服，每次洗完干了立马换上，他说口袋又多又大，正好装他的烟盒包儿。这件衣服爸爸穿了二十来年，袖口、领口全磨破了，衣服也洗得发了白，缝纫线开了妈妈给他又缝上，还舍不得扔呢。大姨不光给我们带吃的、穿的，还有用的，小到钉子、小勺，大到柜子、电视，只要想到的，能捎得动的，没有不往家里带的。最早，大姨在东北，有一年回老家，自己带着三个几岁的孩子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回老家，背着省了一年的半袋米。我家的第一台电视，黑白的，熊猫牌的，也是大姨从北京背回来的。那时电视的调台、调声的机关还是突出的按扭，用手拧的，上面一个调节黑白亮度，下面一个调台，数字从1到12就这几个台，周二下午还休台，一天“咔咔”不知转多少圈儿。由这台电视，我学会了第一个英语单词“panda”熊猫。还有一个四方的、高腿的大桌子，料特别厚实，样子也板生，八九个人围坐一桌没问题，就是搬动起来可费劲了，死沉死沉的，自从大姨给我家捎来以后，就放在门口北侧，靠在西墙上，没动过地儿，也不知道大姨当初是怎么捎回来的。家里买了圆桌以后，爸爸把这个大桌子的四条腿锯短了，变成了一个炕桌。现在，逢年过节人多时，地上一桌，炕上一桌，炕上这桌还用着它呢，夏天在院里吃饭也用它，这张桌子得有三十大几年了。大姨顾着娘家的兄弟姐妹，也顾着婆家的亲友。据说大姨夫家也有兄弟七八个，大姨夫还是老大。大姨待亲友仍然是老家这一套，只要到了大姨家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准备得样样充足，让人一看，心里就热乎。别看家里地方小，小锅儿小盆儿的，可是每次老家来人，大姨都蒸一锅米饭，包两盘饺子，烙几张大饼，整满满一大桌子饭菜，让人够看的，也够吃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家里要是剩下点儿饭，大姨有一个法宝，“来，谁把这饭吃了，给二分钱”，也有时给五分，我和表姐们就抢着把饭吃了，反正小孩子跑跑跳跳，一会儿就蹦跶下去了。在北京，我家还有一门亲戚，有一回，弟弟和表弟一起去北京，先到了亲戚家，亲戚很热情地准备了饺子，“等着，给你们煮饺子吃啊！”煮了一锅儿，一盘多一点儿。“你俩先吃着，我再煮一锅儿。”哥俩几筷子下去，肚子还没打下底儿呢，盘子就空了，二波儿饺子还在锅里呢。第二锅儿还是一盘多点儿，人家一家人还没吃呢，两人一人又夹了一两个，赶紧说“饱了”。大姨连夜让表姐把他俩接回家，一进门，馒头、米饭、大饼、菜，摆了一桌子，俩人这回放开了肚子，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儿。要是老家的亲友赶早车走，一起来，大姨已经熬好粥，果子油饼摆上桌了，还炒点儿米饭，让人吃得肚子饱饱的，身上、心里都暖暖和儿和儿的，再煮几个鸡蛋捎着路上吃。年初二，妈妈心脏病犯了，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，出院不几天又二次住院，大姨和老姨回老家把妈妈接去北京看病。手术前，大姨每医院，带着午饭：起早熬好的粥、蒸好的干粮，医院的暖气上。医院限制陪同人数，大姨就东门、西门、地下车库各个入口绕着走。大姨不止一次地说“我娘那会，就差一针青霉素，人就没了。这会儿有条件了，你娘就得治！”手术后，妈妈出了ICU，进入了一个重症监护室，大姨和大姐在病房里二十四小时盯着各种嘀嘀响的机器，一天天坐下来，腿都肿了。后来非典严重了，医院禁止探视，老姨准备了吃喝用的，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大姨她们从窗户垂下一根绳子提上去。那年大姨六十多岁，以前在饭店上班，天天早起炸油饼，长期油烟呛，得了严重的哮喘，走两步就喘得厉害。妈妈出院以后，在老姨、二表姐家住了一段时候，又回到了大姨家。在大姨家，每天早晨，妈妈和楼上的张大妈、王大妈们一块去早市儿，就像村上的大集一样，有时捎点青菜回来。妈妈在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年冬天去世了，大姨大前年去世了，大姨家的桶子楼大大前年也拆迁了，可我依然记得这个地址—“北京市崇文区天坛南里地铁10楼号。”wh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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